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毛泽东

2019-10-18 作者:威尼斯官方网站   |   浏览(142)

从复杂性理论视角解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间:2015-04-28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9361字 图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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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这种了解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军事思想著作之中。从当代复杂性理论视角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进行重新解读,认为此书饱含复杂性理论中的系统整体性、初值依赖性、动态发展性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等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时间:2014-10-27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8508字 图片 3

  复杂性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它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尽量避免简单地将复杂事物分成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还原论范式研究,而应尽可能采取整体性思维,充分考虑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充分考虑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多种情况,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等特点。

《毛泽东选集》,阅读第4天

革命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关键词;中国;山东大学;著作;战略;持久战;初值;定性

  尽管战略学是一门显学,但对于什么是战略学,或什么是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国内外学者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厘清战略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事关战略学学科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内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社会功能等等,都是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西方战略学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1936年毛泽东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一书。全书4万多字,对战争规律、战争目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阐述。虽然写此书时距离他写作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但书中所蕴含的军事和哲学思想已经非常丰富,尤其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虽然受当时各种条件所限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复杂性理论的一些方法论观点,但今天重读《战略》一书,可以发现毛泽东当时确实熟练运用了整体性原则、动态发展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等等方式方法,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的一些观点。本文将试着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对《战略》一书进行解读。

阅读时间:2016年7月16日,19:00-22:15;3小时15分钟;

GUO Shimin;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Shandong University;

  本文梳理并评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发表的四类不同学术观点,并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一、系统整体性原则:“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

阅读书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者:毛泽东;人民出版社;第一卷P170-P340;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四种代表性观点1.战争战略。

  复杂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群,从20世纪6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到70年代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即复杂性科学,它囊括了所有运用复杂性意识和系统思维范式来考虑问题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也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在研究复杂性的大军中,中国学界的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尤以钱学森为核心的研究集体及其外围追随者著称,是谓复杂性研究中的中国学派。”[1]

阅读目标:学习毛泽东思想

复杂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刚刚兴起且方兴未艾的一种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这种了解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军事思想著作之中。从当代复杂性理论视角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进行重新解读,认为此书饱含复杂性理论中的系统整体性、初值依赖性、动态发展性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等原则。

  持有“战争战略”观的学者自称其观点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有关论述而提出的。他们“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把战略定义为:“战略是筹划战争全局的方略”,认为“战略学是一门研究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和战略演进规律的军事科学”。“战争战略”观的最大特点,是把战略的外延严格地限制在“战争全局”即战争时期实施武装斗争的区域之内,因而反对战略“越过战争的门槛”、反对“战略用语逐渐向战争之外的其他领域渗透”或者“泛化”、反对战略用语和学科“脱离了战争的轨道”;强调“战略的本质内涵”、“战略的核心内涵”,是战略所特有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战争战略”观亦称为“军事战略”,虽然它并不否认在战争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要素密切相关,甚至也不否认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以及“非战争行动”在战争中的存在,但它强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要素中以军事为主;在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与“战争战略”的相互关系中强调“战争战略”乃是战略的“本义”,而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战略都不过是“战争战略”的“衍义”;在战争中的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关系方面强调“非战争行动”只是战争行动的“一部分”或“延伸和补充”。“战争战略”观的核心思想如下。

  钱学森认为,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以这种大量的复杂巨系统为子系统而组成一个更大的复杂巨系统就是社会[2]199.套用钱学森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方法论分析,战争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矛盾的最集中体现。战争以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一种复杂巨系统,而中国革命战争,由于处于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角逐场之中,掺杂着革命队伍内外各种思想的碰撞融合,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复杂巨系统。

阅读方法:细读

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 战略; 复杂性理论; 复杂巨系统;

  “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但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不能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行动领域”;“战略一开始便是与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的本义就是从事战争的战略,至于后来陆续出现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概念都不过是战争战略的衍义”,“离开了战争,本义上的战略就失去了意义。在战争中历来就存在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配合问题,非战争行动只是作为战争全局的一部分,只是作为战争行动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战略研究对象的”,等等。

  战争问题异常复杂,但也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对战争进行把握,善于抓住决定战争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堪称这方面的战略策略大师。钱学森评价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它的要害。”[2]184在《战略》一书中,毛泽东写道:“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3]175在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从大到世界小到一次战斗,都适用全局性思维,而全局性思维关注的有横向的各不同方面情况和纵向的各时间段情况。他认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3]175毛泽东多次强调:

阅读笔记(个别小段略加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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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战略”观虽然有时也自称为“军事战略”,却竭力反对把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从“战争全局”扩大到“军事斗争全局”,也反对把国家军事战略进一步划分为战争时期的“战时战略”与和平时期的“平时战略”两个组成部分,或者两个更低的战略层次,这样一来会将“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研究对象泛化,冲淡战略的核心内容,割裂战争与和平的必然联系,非但不利于战略研究的深化,反而会对战略实践产生误导”,“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战略都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等等。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3]176考察战争形式,发现战争规律,必须从全局性意识出发,“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3]176,即对战争这个大系统内的各个小系统进行通盘考虑,不断优化,为战争胜利的大局服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但问题是,上述“战争战略”观的说法,岂非把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也纳入了“战争全局”之内,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时时刻刻都行驶在战争的轨道上吗?这种说法和思想,怎么才能同西方一些学者所宣扬的“总体战”和军国主义的“大战争”思想区别开来呢?

  全局性思想也就是整体性思维模式,即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当代复杂性理论认为,整体功能要大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3]175在分析“左”倾观点对于“战略退却”的不理解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意识“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3]212正是从整体性或全局性视角出发,毛泽东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概括出了十年革命战争中的14条战略原则和经验教训,揭示出“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的根本规律。由于胸中有全局意识,毛泽东不拘泥于死守一城一地,甚至连边区政府延安也能暂时撤出,最终拿一个延安城换取了一个全中国。除了对有形的军事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之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人民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毛泽东对无形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非常重视,从而构筑起了全面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体现了他重视全局性的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

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战争战略”观又声称:“战略的功能既包括打赢战争,也包括防止战争与制约战争”。这种说法同样费解。因为这种在外延上始终被严格地限定在“战争全局”之内的,已完全运行在战争轨道之上的、内涵只具有“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的“战争战略”,固然可以说具有(也只可能具有)“打赢战争”的功能,然而,它怎样做才能发挥出“防止战争”和“制约战争”的功能呢?在其“本义”里就包含“防止战争”和“制约战争”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吗?

  二、初值依赖性原则:局部问题也可能决定全局

毛泽东这部篇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本文认为,在上述这种“战争战略”观中,虽然也不乏个别正确的战略学内容或合理因素(例如,在战场上同敌军作战,要讲究“作战战略”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等),但就其整体而言,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相当严重的理论失误和致命的缺陷。

  当然,毛泽东所强调的全局性或整体性是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的,全局和局部是辩证统一的。在《战略》一书中,他把具有全局性重要地位的局部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全局性,对全局有着决定意义的局部,这种局部当然决不能忽视,一旦在这种重要关节点上出现失误或失败,一定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另一种局部看起来并不是太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因为一定条件下,局部和全局都有可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

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第一,“战争战略”观不仅不符合毛泽东有关论述的原意,而且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首先论述的是:什么是“战争的全局”,以及战争“全局”

  复杂性理论认为,战争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由一个平衡结构向另一个平衡结构发展的过程。隶属于复杂性理论的耗散结构理论有个观点,在非平衡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转换的分叉点或关节点是随机的、偶然的和不确定的,一旦系统在某个分叉点做出了选择,随后的发展便对这个分叉点的选择极其依赖,被称为初值依赖性原则。

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的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与“局部”的划分并非绝对的、死板的,而是都具有辩证的相对性和层次性。“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中国古语里有个俗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则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任何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系统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作为一种混沌现象,初值条件依赖现象表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因此,“在人类经验中表现出的反复无常似乎是普遍的:预测人类的未来活动,比解释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现象困难得多”,同时启示人们,要努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暗示”“预感”或“直觉”等隐藏的条件,当 然,寻 找 和 把 握 住 这 些 条 件 是 “最 困 难的”[4].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然后,毛泽东便非常明确地指出: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并非“战争的全局”,而是“战争全局的规律”和“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毛泽东在《战略》一书中的一些分析判断,体现了对当代复杂性理论中描述的初值依赖性原则的应用。毛泽东用比较大的篇幅对全局性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之后,转而指出,全局是依靠局部而独立,全局和局部存在辩证依存的关系,特殊条件作用下,小的局部问题也会成为决定全局的问题。“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3]176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模式,而是从全局性、多元性和均衡性的视角出发,提醒大家不能忽视细小的关节,有些事关全局的非重要关节也至关重要。在系统动态运行过程中需要对各个小的局部问题随时进行适应性关注,以免因小失大,因为在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中,任何一个随机性的事件处理不好,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会转化为决定全局的大问题。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我:战是为了不战)

  第二,是把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仅仅确定为研究“战争全局”,还是确定为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和“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其外延、内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科学研究结果,学术价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都是揭示对象的本质,发现对象的规律,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运用于实践,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解决有关问题。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人类为主体、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的,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要素、本质、规律参与、制约、影响其间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正是要研究那些参与、制约、影响“战争全局”的“规律”,即揭示和发现参与、制约、影响“战争全局”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种战略要素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反映这些要素的本质和规律的“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以便形成正确的战略战术,亦即找到一系列解决战争问题的特殊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实践,通过指导实践,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最后赢得战争,或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中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这也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性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它们都属于作战方法即科学的“方法论”的范畴,乃是“一套特殊方法”,即“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也就是说,一旦做出了选择,事物发展将根据新的条件重新发展出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孙中山根据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晚年终于做出了选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策略改变,就是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使得大革命进展一帆风顺,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触即溃。

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我:所以,看事物要看全部,不能光看局部)

  由此,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绝不像“战争战略”观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空泛地研究“战争全局”和“筹划战争全局”,而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构成“战争全局”诸多要素,揭露和发现参与、制约、影响着“战争全局”的各要素的本质和规律,以便从中提炼出一整套反映这些本质和规律的“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即表现为战略战术的“一套特殊方法”,还要把这套特殊方法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再运用于实践,以便达到赢得战争或解决战争等问题的目的。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使得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3]99.但毛泽东用系统发展的眼光,透过当时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帝国主义之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士兵困苦、学生就业无望等社会现象,准确地预测到了革命发展的历史趋势,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97.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测的那样,尤其是随着日本全面入侵,在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出现了“西安事变”这个重要的分叉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成功地把握了这些初值条件带来的历史机遇,使得革命发展越来越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最终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让国内外各种势力都没想到的是,解放战争中,起初弱小的共产党,只用了三年便打败了国民党。

观照全局的重要性。

  第三,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都是大系统,其中任何具体事物以及具体实践的“全局”和“局部”都是有相对性、层次性的,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作战角度考虑思索,也可以说在战争时期筹划和实施武装斗争的区域之内总有个“战争全局”。但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战争区内外的情况综合考察,其实战争时期进行武装斗争的“战争全局”,不过是国家政治“全局”中的一个“局部”、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要素及其本质和规律,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约、影响战争时期战场的“战争全局”的性质、运动规律和最终胜负结局;尤其是国家“政治”对于“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名言表述:“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反复强调,“政治”是全局、整体,而战争只是“政治”的局部、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原话是:“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规律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它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深信,谁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必要的,谁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

  三、动态发展性原则:“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

  同理,也正因为“政治”从整体上制约、指导着“战争全局”,政治战略从全局上制约、指导着军事战略和作战战略,毛泽东早在1928年写就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谆谆告诫红军指挥员:“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又提醒我军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注意研究“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更要注意研究和领会从整体上参与、制约、指导着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做到“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本文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较高的”原则,指的正是“政治”原则。

  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正确地把握战争的规律,因而必须重视对客观情况的把握,这就需要指挥员时刻做到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当然,绝对的主观和客观相符是不可能的,彼此指挥员所获取的信息永远是变动不居的,且滞后于实际情况的,这就需要双方指挥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随时根据时间、地点和具体实际的改变调整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要坚持动态发展性原则。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1)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2)找出其行动的规律,(3)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由此看来,关于战略学和战略学研究的对象问题,绝非内容贫乏、容易解决。这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

  在《战略》开篇,毛泽东就介绍了如何研究战争,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战争规律是发展的”[3]170.毛泽东先是用三个递进句式,将要讨论的问题层面从一般战争逐步缩小到特殊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层面,并介绍了写作该书的目的:“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3]171毛泽东分别对三个相关的战争系统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严格的时间、空间限定,并且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是随时随地发展着的,战争系统内部各种要素是互相关联的。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应该着重地学习它。然而,还有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有用的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我:学习前人经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于己有用的,使之成为自己的灵活运用的方法)

  他还特别指出,“战略的最高范围”就是“政治”和“治国之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战略”;而“政治”即“国家战略”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人类的(德文 der menscheichkait)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因此,本文认为,战略学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相当庞大而复杂的战略学学科群,是一个几乎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各实践领域的多要素、多本质、多规律、多学科的大系统。它以关系一国人民、各式政治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全人类切身利益的“政治”即“国家战略”(治国之道)为研究重点,以达到“政治”即“国家战略”及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等的战略目标的“特殊方法”为研究对象。而像“战争战略”观那样只空泛地“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强调“军事”“暴力”在战略中起主导作用或占主导地位,绝不符合战略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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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2.军事战略

  然而,如上图所示,中国革命战争各系统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复杂的交集,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一些人在分析研究战争系统时存在着三种意见:

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去打倒那些民族和阶级的敌人,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主观能动性,加以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决定)

  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同样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战略定义为对战争全局的指导”,进而错误地断言:“一般说来,战略的本义就是指战争时期的战略”。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需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第二种意见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第三种意见则表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应该学北伐战争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提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要求“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3]173,“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173-174.

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我:任何经验切忌机械运用,需要审时度势)

  但他们所阐述的“军事战略”观,却又与“战争战略”观有很大的差异,也可以说有质的区别。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要求大家,不但要从横向上研究时空、地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动态地看待纵向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动态的思维模式来把握,才有可能正确认识非平衡的中国革命战争复杂巨系统网络。虽然道理很浅显,但真正运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毛泽东写此书时,上述三种错误都曾经发生过,且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非常惨痛的教训。

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

  首先,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认为,战略的外延、内涵、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是僵化、凝固、死板的,而是开放、发展变化的,“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战略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对象的逐步拓展”,“战略研究对象的拓展是客观历史进程,而非主观随意的‘泛化’”。

  抗战时期,对日军侵华的估计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则根据中日的基本国情特点、事态发展趋势等分析认为,抗日战争会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大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提出了相应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应对方式,充分考虑了一时一地、敌我势力消长等动态性因素,适应了不断发展的形势,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抗战的实践。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记住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经验不能生搬硬套)

  其次,基于这种唯物、发展变化的战略观,他们说“将战略定义为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在以往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是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和客观要求的;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世界也已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战争手段虽然仍被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有了进一步增强。在现实军事斗争中,战略指导的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的范围。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客观要求,迫切要求对战略概念重新加以认识,并对它的含义作出新的解释”。因此,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主张,研究战略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新时期的战略实践”,突破“仅仅以战争为对象研究军事战略的思维框架”,拓展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他们这样说:“战略学,是军事领域的战略学,而不只是战争的战略学。军事领域的斗争包括战争和非战争两种方式。研究和揭示战争指导规律固然是战略学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但仅此还不够,还应当从国家军事斗争的全局上去研究诸如军事威慑、军事外交、军备控制与裁军斗争、边海空防斗争等一系列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的指导规律。如果说这些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活动的范围和程度还很有限,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那么建国以后的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成为国家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毛泽东认为,不但具体的战争规律是动态发展的,就战争总体而言也是在动态发展着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消灭掉,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将它消灭掉,方法就是用战争消灭战争,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从最终目的是消灭战争的动态发展规律上来看待战争问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有区别的正义战争。

(1)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半殖民地大国,(2)强大的敌人,(3)弱小的红军,(4)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确定了“以国家军事斗争全局性指导规律为对象”,认为“战略,亦称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而“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的学科”。

  四、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

  此外,“军事战略”观提出:其一,关于“军事战略”的基本含义,亦即“军事战略”的外延和内涵。他们认为:“战略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特殊实践活动”,军事战略的“基本含义是,战略指导者基于对军事斗争赖以进行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保证有效地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其二,关于军事战略与战略学学科系统中其他战略学科的关系。他们说:“战略学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为了便于对不同领域的战略作出明确区分,使用时须在‘战略’二字之前冠以领域的名称,如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等。如果只在军事领域内进行研究和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战略称谓”。其三,关于战略或战略学中各种战略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战略学与人类社会中其他学科的关系。他们说:“战略学受一定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受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影响。”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3]182即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双方的各种条件综合实力等的对比,取决于战争双方指挥员主观认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其四,关于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以及这两种战略所要完成的任务即社会功能。他们说:“军事战略同其他领域的战略一样,是国家总体战略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把国家的安全利益作为其基本的历史使命,具有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双重职能。根据国家战略利益的要求,它既指导战争时期的作战活动,也指导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既指导准备和打赢战争,也指导遏制和防止战争”。其五,关于战略学在整个人类社会大科学群中所处的地位。他们说:“战略学隶属于军事学”,“是军事学术领域中的最高层次,处于首要地位”。

  主观认识如何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呢?钱学森认为:“人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特别突出,任何人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要尽量地把许多人的认识综合起来,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一步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于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以应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用从定性到定量的总和集成方法来研究整体性的问题。”[2]183毛泽东也正是这么做的。毛泽东认为,在战争中,要做到智勇双全,必须要学会一种方法,即尽可能地去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详细情况,通过对所有得到的变量进行认真分析,这样才可以找出战争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指挥战争的行动之中。“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3]179-180从“侦察-判断-决心-部署”这个指挥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正确的认识和对详尽材料的占有,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侦察来的材料,战争指挥就无从谈起,有了材料,还需要一个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所用到的方法也就是钱学森后来概括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总和集成方法”.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本文认为,“军事战略”观尽管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一些误解,也没有完全阐述清楚战略学的基础理论,但由于能够“着眼于新时期的战略实践”,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丰富的军事实际工作经验中总结、概括和提炼军事战略理论,加之批判地吸收了国外战略学研究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做到恢复、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且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学。主要表现在:他们认为战略学的内容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内容的日益丰富和人类在从事各种社会实践中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一种特殊方法的战略的外延和内涵也一直在发展变化;所谓战略,与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划分一样,也有辩证的相对性和层次性的,既然作为客体的“战争”有不同的全局与局部之分,那么作为一套主体谋划和操作方法的战略,自然也有不同的全局性和局部性层次。因此,有军事战略,当然也有在它之上、比它更大的“国家战略”和在它之下、比它更小的“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构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民族、地理等等的各种重要因素,当然也是构成国家“军事斗争全局”及“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要素,其本质和规律,对于军事战略及作战战略自然都会起到制约和影响作用;而军事战略只是战略大系统、特别是“国家战略”系统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特殊实践活动”,具有防止战争、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社会功能。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还强调说,随着世界形势和新时期我国国情的变化,“非战争方式”已经成为“国家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方式”。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意味着,我国军事战略指导工作的重点已经发生变化,职责更加扩大,任务更加艰巨,我国的军事战略工作者不但要时刻准备打仗,注意研究行将到来的战争时期的全局性作战规律和作战指导规律,以便一旦发生战争,便能够做到打得赢;而且还要研究当下和平时期各种方式的全局性军事斗争规律和军事指导规律,以便使我军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在军事斗争的各个领域里,都能够做到随时随地地完成党和国家战略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各项政治任务,时时刻刻圆满地完成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任,等等。

  钱学森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认识、点滴的知识,甚至群众的意见,都汇集成一个整体结构,达到定量的认识,是从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飞跃。当然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这种研究,有了大量积累,又会再一次上升到整个方面的定性认识,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形成又一次认识的飞跃。”[2]210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复杂巨系统时,定性方法运用纯熟。比如,在书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毛泽东概括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发展的可能性和战胜其敌人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持久性,当然也分析了可能失败的情况。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这就从质的规定性上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发展等进行了总体性界定。有了这些理论支撑,中国革命战争也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时代决定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认识中国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才是目的。为了将理论上升到实践,毛泽东找到了最强有力的工具即“调查研究”,而这也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粗略统计,仅已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收录的文章或文件中,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就有《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兴国调查>前言》《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6篇,其他文章中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这是弱军队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

  由此,上述这种“军事战略”观已较清楚而正确地阐明了我国军事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外延、内涵、许多具体内容、社会功能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它一经出现,就为国内军事战略理论界注入新鲜的血液,并经受住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斗争发展实践的检验。“军事战略”观的形成,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学的初步建立,凝聚了军内外理论工作者多年的心血。当然,“军事战略”观的某些观点,也是有缺陷、有问题的,值得商榷。

  而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里就表示,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是把调查研究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手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典型例证。他不但倡导而且躬身实践,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极力提倡学生们做农村调查,并编印了一部《农村问题丛刊》,计划出50余种,其中一部分就是农讲所第六届学生所做的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他在《农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他指导农讲所学生们分别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讨会,进行从租率、田赋、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度量衡、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等共36个项目的全国调查[5]39.

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我:要么不打,要第一次反攻,就必须一击必胜,且需要顾及全局,谋定而后动)

  其一,他们认为战略具有“全局性”“对抗性”“谋略性”“相对稳定性”等四个特点。其中“对抗性”是不是战略的特点,甚至究竟是不是军事战略的特点,就很值得商榷。毛泽东说过:“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并不能说凡战略都是对抗性的,诸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战略所要解决的事物矛盾的性质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而且事物矛盾的性质还在发展变化。事物矛盾的性质不同,则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应不同,不宜均用对抗方式去处理这些战略所遇到的一切矛盾。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在其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也不应该简单地用对抗性的方式方法处理军事战略面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当今世界已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我国也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更不应片面强调军事战略只具有对抗性,而应该承认并且研究军事战略事实上还有非对抗的另一面,应当善于用非对抗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国内外非对抗性的矛盾和问题。

  在《战略》一书成书前六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篇就断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对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的调查,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3]110.

军事平均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

  其二,“军事战略”观认为“战略学隶属于军事学”。本文认为,如果这个论断中所说的“战略学”特指“军事战略学”,那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这个论断中所说的“战略学”,指的是包括政治战略学、经济战略学、外交战略学或者国际战略学等等在内的整个战略学学科群的话,那么,“战略学隶属于军事学”就是一个明显错误的论断!

  出于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经济调查主要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为了做到这点,毛泽东举例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3]113他认为调查商人、调查各业之间的关系都必须用这种定量的方法,以求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

  其三,“军事战略”观还认为:“战略学受……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影响”。这个说法,分明含有将战略学归入社会科学的意思。本文却不认为战略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而认为战略学实际上既是一种贯穿于各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横断学科,又是一种涵盖社会实践许多内部和外部联系的,含有许多不同层次的综合学科,总而言之,战略学具有“大科学”的特点和性质,它能够贯穿几乎人类社会实践的各种领域和各个层次。也正因为战略学可以在人类各个社会实践领域中普遍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所以,如今国内外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讲“战略”、用“战略”;而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

  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多次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虽然受时代限制,毛泽东当年所倡导的“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从科学性上肯定比不上今天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理论,但这种眼光向下看,密切联系群众的做事态度和方法,毫无疑问对决策者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情况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

  3.大战略(国家战略)

  结语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这个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新颖的西方战略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陆续引入国内。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大战略”很快成为我国军内外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大战略”的译著和论著,其内容包括:对中国复兴并成长为世界上一个真正持久强大国家的战略蓝图和框架的设计;对所谓“中国大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手段的系统谋划;针对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具体的外交政策建议;对我国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模式和道路的讨论,以及对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大战略”思想的初步研究和借鉴……而在基础理论方面,学者们对于究竟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外延、内涵、目标、手段、层次和功能等问题,也都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

  “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正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种复杂论证的步步推进正是在有关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毛泽东相应时期代表著作的细致分析而得以完成的。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的译者序中,霍伟岸援引该书作者、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布兰特利·沃马克的话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比,只有毛泽东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 [6]12复杂性理论的开拓者之一钱学森在其著作中对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大加赞赏,但遗憾的是,钱学森很大程度上将毛泽东的智慧来源归到“实践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认为毛泽东“是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诗人的气概,结成伟大的智慧,战胜了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人。但他科学技术懂得太少,那时我们又没有建立起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的失误,在于把事物看得太简单化了,终于无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他的晚年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一个悲剧。”[2]69-70笔者认为,钱学森这样来解释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原因有失偏颇。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我:要么不击,一击就要彻底歼灭,毁灭性的打击才能起到作用!)

  “大战略”观明确认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这一学术概念是由国外传入中国的。早在 1984年,钱学森先生就说过:“要考虑大战略。这个词是外国词,就是整体的战略,国家的战略”,实际上在此前后,钱老多次提及大战略问题。持有“大战略”观的学者们便进行了如下分析和推理。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红军的处境都比较艰难,在颠沛流离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一场又一场伟大的战役,最终实现了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靠的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趋势的准确把握,靠的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建国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但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和缺少科学素养,而应该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进行历史的分析。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正像战争有“全局”也有“局部”、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划分都具有相对性和层次性,而且对战争“全局”的筹划、主体操作,又总是参与、制约、影响着对战争“局部”的筹划、主体操作一样,“战略”作为人类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特殊实践方法和实践活动,亦有“全局”和“局部”之分;那些时空范围大的、层次高的战略筹划和主体操作,也总要参与、制约、影响那些时空范围小的、层次低的战略筹划和主体操作。因此,研究战略问题,固然应关注涉及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战争以及“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问题,但更应关注比战争以及“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时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涉及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全和长远发展前途的,并且从整体上参与、制约、指导、影响着战争及“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所谓“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正像“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都具有自身特有的实施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一样,“大战略”亦有实施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只是“大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实施难度更大。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分析和推理,“大战略”观视野下的“大战略”的定义(其中,已经规定了“大战略”研究对象的外延、内涵、手段、目标和功能)可表述为:“国家级的大战略,是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总体战略。”

  虽然《战略》已经过去了接近80年,但其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哲学光芒,而且其分析问题时体现出的整体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原则等,与当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复杂巨系统理论等复杂性理论遥相辉映。笔者认为,钱学森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赞扬毛泽东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时,自己反而犯了此类错误。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但对于上述国家目标,“大战略”观的支持者们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国家目标是指国家安全目标,特别是国防目标,说穿了就是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去准备战争、防止战争,并在必要时打赢战争,总之离不开战争和军事这个重心”,有时人们把这种大战略称为“国家安全战略”或“狭义大战略”;另一种“认为国家目标的内涵更广泛,实质上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并将二者有机地组合起来”。这种包含双重目标的“大战略”,其实意味着在“国家级的大战略”中,还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这又可称为“广义大战略”。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激烈形式的政治革命,还是和平发展年代温和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所采用手段的不同,政治战略和策略就有明显区别。革命战争时期需要快速地划分敌我,从而对敌人进行无情破坏和残酷打击,最大的政治是批判性,而和平发展时期则要靠协商和法治达成妥协,最大的政治是建设性,即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兴利除弊,更多地关注政府效能,营造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忽视阶级观念,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平发展时期,如果仍固守阶级斗争理论,会犯“左”倾错误。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据他说:“言必行,行必果”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我国多数持有“大战略”观的学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革命战争时期,比拼的是对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握能力,只要快速、有效、详尽地掌握了情况,就会争取到取胜的主动权。和平发展时期影响社会发展的变量更多、更复杂,区分影响全局的系统变量更加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不可逆的影响,而短时期内却浑然不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有学者还界定了“国家级的大战略”的研究对象:“广义大战略不仅要研究国家安全领域带全局性的指导规律,而且要研究国家发展领域带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更重要的是研究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统筹兼顾的带全局性的指导规律。”

  建国前,面对异常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依靠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后,随着剥削制度被推翻,表面上看,社会矛盾对抗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复杂性也降低了,毋宁说现代化建设时期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经起到很大作用的阶级动员方法已不再适合错综复杂的国家治理工作。虽然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且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惜的是在几个月后发表时,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出于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这样就与中共八大精神相偏离,仍然固守了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思维模式,且当作一种无所不能的施政手段,这就明显存在弊端,最终发展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最终酿成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革”十年内乱。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除此之外,“大战略”观的支持者还阐述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其一,关于“大战略”的不同提法即称谓问题。有学者认为:“大战略、国家战略乃至总体战略等学术概念都有存在的价值,对这些提法不应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但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大战略一词,并对它作广义的解释。”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千头万绪中找出主要矛盾,科学地做出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断,达成了“实践第一”的理论共识,果断地引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工具,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同时,用物质利益标准取代思想政治这个被动的标签,以此来应对这个更加复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次赢得了主动。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地位变为“决定性”地位,意味着中国将会更加充分地信任市场经济这个工具,以市场经济来应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其二,关于实施“大战略”的主体问题。有学者说:“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即认为实施“大战略”的主体不只限于“国家”领导人,还应包括有“国家联盟”的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其三,关于在“大战略”之下,还包含有时空范围更小、层次更低的战略层次问题。有学者认为:“大战略,也可称总体战略、国家总体战略、国家大战略……它是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本身包括若干个相互关联却又相互区别的战略,围绕一个通常来说是国家较长时期的宏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不仅需要通常所说的对外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地缘战略、国际战略,而且需要与外交相关的内政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环境发展战略、文化和教育发展战略、人才战略等”。另有学者认为,在最高层次、最大范围的“国家战略”之下,其实层次低、范围小的战略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应该包括人类社会实践各个领域里各行各业的战略,而在各行各业的战略下面,肯定还有自己的下一级、甚至更下一级的战略战术层次。其四,关于“大战略”的综合定义。由于“大战略”的外延相当宽泛,内涵相当复杂且不易把握,有学者认为,大战略既适用于一个国家,也适用于国内的政治集团和超国家的联盟。就一个国家而言,大战略既适用于战时,又适用于平时;既管国家安全,又管国家发展;既有对外的一面,又有对内的一面。由此引出如下的定义:“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

  【参考文献】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

  第一,本文同意如下实事求是的概括和分析:“中国当代大战略研究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目前公开发表的大战略研究成果不多,甚至在基本概念方面仍处于模糊争论阶段”“研究多集中于大战略方案的选择”。换言之,学者们对“大战略”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还着力不够多。

  [1]董春雨。国内复杂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1(05)。

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

  第二,本文虽然充分肯定“大战略”理论在战略学的研究工作中的价值,也并不反对在战略学的学术研究领域里使用“大战略”概念,但力主在我国的实际战略指导工作中,尽量不要使用“大战略”这个由西方传来的特殊学术概念。这是因为,所谓“大战略”,其实是个集合性概念或词汇。在西方,最初实际上是针对或仅仅相对于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战略”而提出来的,只是为了把许多不同种类的战略同战争时期战场上“作战战略”区分开来,例如保罗·肯尼迪把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战略”称为“纯军事性的”或“纯粹作战性的战略”。这意味着,在西方,凡是在时空范围上大于、在级别层次上高于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战略”的那些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在内的许多种类的战略,只要汇集在一起,个个都可以称为“大战略”,都属于“大战略”的概念范畴,而且它们组合、堆积、凑合在一起也可以称为“大战略”。

  [2]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也正因为“大战略”本身是一个集合概念或者集合词汇,它其实是“一种复杂和多层的东西”,在这个集合概念里囊括有许多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和功能的特殊具体的战略。因此,“大战略”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独具的准确外延和内涵,即“大战略”本身并不是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外延含糊不清,内涵混沌不明。只有将其进行分解、还原、复归,落实到“大战略”所包含的一个个特殊而具体的战略概念上,例如“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际战略”“全球战略”“全球地缘战略”等。既然,后面这许多特殊而具体的战略之外延、内涵、性质和功能等本已相当清楚,完全可被人们理解和掌握,那么,又何必再给“国家战略”另起一个“国家级的大战略”或“总体战略”的别名?给国家安全战略再起一个“狭义大战略”的外号?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合并起来,称为“广义大战略”呢?所谓“广义大战略”和“国家级的大战略”不就是“国家战略”吗?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一九三七年七月):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如此艰巨而复杂的实际战略指导的具体工作中,如果真的使用“大战略”这个集合概念,势必会使不同的战略指导工作的对象出现混淆、不同领域的战略规律和指导规律发生交叉或者重叠的不良情况,从而,导致不同领域的实际战略谋划和决策工作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

  [4]Day R H.Physic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comments in memory of Ilya Prigogine[J].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2004,2004(1)。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第三,本文认为,所谓“大战略”的问题,究其实质或核心,还是“国家战略”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大战略”中的哪一种特殊具体战略(例如“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全球战略”等),也无论“大战略”中实施具体战略的主体是谁(例如国家领导人、国内外不同的政治集团、超国家的国家联盟领导人),这些主体、外延、内涵、内容、性质和功能都不尽相同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具体战略,都离不开“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的最高范围、核心或平台,也只有通过“国家战略”这个平台,才能顺利地实现各种各样的“利益”亦即“政治目的”的诉求。

  [5]龚育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口号的产生和发展[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第四,必须承认并且充分肯定,“大战略”概念和理论在西方的产生,对于整个战略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又是有很有积极意义的。这是因为,只要纵观近现代西方战略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人们便很容易发现,“大战略”理论和“国家战略”理论几乎是同时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随后又从它们中逐步合理地分化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等诸多低层次的战略概念和理论。人们还可以发现,在西方,最初人们充分认识并且建构起来的是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战略”理论,这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后来,又进一步认识到并且初步建构了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的“军事战略”,以及“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大战略”理论,这以英国现代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为代表;再后来,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并建构起时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所谓“真正的大战略”,即较系统的“国家战略”理论,这以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和《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为代表。上述战略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形式不断进化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进程充分说明,人类为实现“政治目的”即自己“利益”的需求,在从事和拓展社会实践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战略的视野越来越宽、视界越来越高,所发现和掌握的全局性实践规律和指导规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从而进一步表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和自由权。因此,“大战略”随同“国家战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标志着人类的整体战略意识已逐步达到一个相当自觉和成熟的新阶段。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4.实践方略

社会实践的继续,是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战略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还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那就是从战略哲学的角度,即从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学意义上,把所有不同种类的战略中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抽象出来,把战略学研究对象统称为“实践方略”。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实践方略”观的支持者认为:“战略广而言之,实际上就是行事方略或成事之道,是旨在实现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方略。”

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上述观点严格说来,虽然不免过于简单、不够科学,但这种说法毕竟对各种不同的战略学的特殊研究对象,与所有这些对象中存在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进行了区分或剥离。而进行这种区分或者剥离,对于整个战略学的学科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又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使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我:学习的理论的东西,更主要的是使用它)

  本文认为,战略学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相当庞大而复杂的战略学学科群,包括有许多不同级别、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各类战略,几乎涉及人类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及各个层次,其研究对象、外延、内涵、性质和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

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的或全部的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需要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

  例如,从时空范围的大小和层次的高低上分类,有全球战略、国际战略、国家联盟战略、国家战略和政治集团战略等等;从社会职能或者功用上分类,在国家战略之下,又有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与这两种战略都有密切利害关系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的战略,等等。就是在军事战略之下,按时间分,还有平时军事战略和战时军事战略;按不同的军事领域分,还有陆地军事战略、海洋军事战略、空中军事战略和航天军事战略;按作战的规模分,有全面战争战略和局部战争战略;按作战的形式分,有防御战略和进攻战略;按打仗的武器装备分,还有常规武器战略和核战略,等等。在所有这些千差万别、特殊而具体的战略中,有没有贯穿在所有战略中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性的东西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我,小结一下实践的认识运动:1、感性认识—唯物接触;2、理论认识—辨证分析;3、指导并实践4、实现预想目标5、或未实现,则继续循环前面的步骤6、与时俱进)

  正如“实践方略”观所提出的那样,这种贯穿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战略中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性的东西,就是人类在从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社会实践中,“旨在实现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所使用的行事方略、成事之道,或一种具有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方略。换言之,战略的种类虽然很多,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表现形式和社会功能虽然千差万别,但其最基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都是人类在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使用的实践方法或实践艺术;这些实践方法或实践艺术本质上都属于方法论范畴。但战略不同于一般的方法和实践方法,而是人类在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旨在实现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主动而自觉地使用的一种具有“内在连贯和系统的”,既能反映“实践全局的规律”,又是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进而既能反映某个实践领域或实践层次的“实践全局的规律”,本身又具有“带全局性的实践指导规律”的性质和内容,因此,人类只要认识、掌握了这种科学的“实践方法”,并结合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将其自觉而主动地运用于社会实践(这时,“实践方法”又可称为“实践艺术”),就能够通过指导社会实践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把不同种类的战略中的最基本的特征和一般本质抽象、提炼、剥离出来,把战略学的研究对象统称为“实践方略”或者“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对战略学的学科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帮助我们真正搞清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学科学体系,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战略学应有的社会作用。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两种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加和场所的变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

  二、战略学应该以“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国家战略”为研究重点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我:人的发展也是在内部发起的)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要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必须有明确、合理并且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对象;必须包含有一系列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性内容和规律;这些内容和规律还必须能形成一个前后一贯、结构比较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这些也是战略学成为一门科学所必须具备的。

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本文认为,从前文所概括和分析的全部内容看,战略学的研究对象、真理性内容和知识理论体系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战略学是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其理由如下。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第一,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对这一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再加以深入研究和分析,从而建构起一种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学,或称为“狭义战略学”。

矛盾的特殊性,首先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如前所述,战略学并不仅仅是人类在战争时期战场上如何打仗的“作战战略学”,也不仅仅是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怎样进行军事斗争的“军事战略学”,而一个体系相当庞大而复杂的、由许多种战略学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包括有许多级别、种类和性质的战略学及其研究对象,这些战略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外延、内涵、内容、性质和功能亦是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但其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都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范畴,是人类在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使用的“实践方法”,或者更加严格地说,都是人类在从事某一领域或者某一层次的实践活动中,自觉而主动使用的、能够通过一定手段达到一定目的的,既反映了“实践全局的规律”,又具有毛泽东所说的“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人们只要认识掌握这种特殊的实践方法,并且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就能够达到预期的实践目的,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种“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是所有不同种类的战略学研究对象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因而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学研究对象。而对这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再加以深入的研究,寻找其存在和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构建起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学或“狭义战略学”。“狭义战略学”正是“广义战略学”的理论基础。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加强战略思维”的指示精神,已开始从事“狭义战略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并取得了初步研究结果。例如,他们认为凡是战略(无论是什么级别、什么种类、什么性质的战略,毫无例外)都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和结构,应当引起注意。其一,战略具有“全局性”。他们说:“这一全局决不是孤立的全局、空泛的全局、离开局部的全局,而是与局部保持层次关系的、具有特定关系的全局……战略的全局特征总是与局部的对比和联系中表现自己”,所以,凡战略都有“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其二,战略具有“目的与手段的效用性”。他们说:战略“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总是在活动中试图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实践,就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活动”。但要注意,实践的目的“是说人们不应当制定对自己无意义或有害的目标,这是制定目标的价值依据”;目的“应当具有合规律性和合实践性”,即有“可行性”;而且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应是“经过反思考量和评估的手段”,还“应该与目标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凡战略又都包含着“目标与手段的效用结构”。正是这种效用结构,“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三,战略还有“时间的不可逆性”,“必须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展开”。他们说:“战略总是立足于现在而面向未来的”,“凡是战略,都包含着一种预见。战略目标就是基于某种预见集合的选择”;“战略既是行动之前又是行动中的概念”,所以,凡是战略,还都具有“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这种结构“对人的能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从事“狭义战略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认为:只要是战略,就都“是在目标与手段、全局与局部、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中展开的现象,不论它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科技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都具有这种特征。换言之,这种三维结构概括了这些特殊领域的战略现象的一般特征,具有普适性”,等等。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的矛盾,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的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本文认为,以上对狭义战略学的研究工作,不仅较深入地概括、分析了各种不同战略的一些共同特征和结构,而且也揭示了人们在不同级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社会实践中使用“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即在进行战略的主体操作时所应该注意遵循的一些普遍性原则和操作规律,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筹划和实施战略时起到的重要作用。从事这种“狭义战略学”的研究工作,不但对于促进整个战略学的学科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内容。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

  第二,战略学的真理性内容和规律,包含并体现在“广义战略学”之中。所谓“广义战略学”,是人们在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使用“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时所获得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沉积在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学,以及各个门类的科学之中。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在同一性中存在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这个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除了前面说过的“狭义战略学”以外,战略学的研究对象还指人们在从事不同级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社会实践中,使用的许许多多特殊而具体的“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分别研究这些特殊而具体的“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总结和概括它们特殊的本质和规律,并且建构起一个个与此有关的知识理论体系,即“广义战略学”。广义战略学是由许多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学组成的,例如“作战战略学”“军事战略学”“国家战略学”“国家安全战略学”“国家发展战略学”“国际战略学”“全球战略学”等等。其实,这些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学的内容,亦是人们在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使用“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时所获得的经验。正是这些长期的经验,加以进一步的总结、提炼,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战略学所包含的真理性内容和规律。例如,仅仅以战争时期战场上的“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为研究对象的战略学称为“作战战略学”。“作战战略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人们在战场上同敌军打仗时长期积累的经验,正是那些在长期战争中起作用,指导战争取得了胜利结果,被战争实践证明能够达到人们预想目的那些“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就构成了作战战略学的真理性内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如古代战争中《孙子兵法》讲的“知已知彼者,百战不殆”“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兵者,诡道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等等。此外,“军事战略学”“国家战略学”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科技的、文化的和教育的战略学等等,所有的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概莫能外,它们都分别含有各自的战略学真理性内容和规律,这些内容和规律也都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使用“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在各门科学中也有这种情形和规律。

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应该指出的是,广义战略学即各个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学,与其相对应的科学之间并没有明显、严格的界限,二者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容的。例如,军事战略学与军事学之间便没有明显、严格的界限,二者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中军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内容也都是人们从事军事活动的经验总结;只不过,军事战略学着重研究的是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中使用的“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是“带全局性的”军事规律和军事指导规律,而军事学研究的则是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中的所有军事本质、军事规律和军事指导规律。因此,军事战略学既可以单独设为一门学科,但也可以包含在军事学中,作为军事学的“导论”或“概论”出现,以避免军事战略学和军事学出现内容重复或以军事战略学取代军事学的弊端。其他的战略学与其相对应的科学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

(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注意不同阶段主次是会转化的;)

  既然狭义战略学侧重研究的是“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中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广义的战略学侧重研究的是“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中的特殊本质和具体规律,那么,在狭义战略学和广义战略学之间便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狭义战略学研究的内容,必须从各个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学中来,不断吸收、总结、概括人们在从事种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使用“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时,所获得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成果,以充实自身的研究内容并且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从而成为广义战略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狭义战略学又必须不断地分析和论证广义战略学即各个部门战略学或者分支战略学在发展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则,合理的逻辑结构和适用范围,从而引领广义战略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发挥对部门战略学或分支战略学的指导作用。只有处理好二者的这种辩证关系,才能促进战略学学科的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整个战略学学科群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第三,国家战略是战略进化发展、历史演变进程中的最高阶段和最高结果,是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切身利益的、真正的“全局”性战略。因此,应建构起一个以国家战略为龙头、为重点的,比较系统而严密的、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学知识理论体系。


  战略学虽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学科群,其中有许多不同的大小战略,但正如世界上一切具体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形式进化发展、历史演变的进程一样,作为人类在实践中使用的“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战略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形式进化演变的历史过程,而国家战略就是迄今为止战略进化演变历史过程中的最高阶段和最高结果。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经把“政治”和“治国之道”——亦即国家战略——称为“战略的最高范围”“整个战略的基础”“战略的最深处”“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法国著名的战略学家安德烈·博弗尔曾强调说:“战略不能再是军人独占的禁区”“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在总体战略这一层之下,每一个领域(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并且认为,在由各种互有差异又互相依赖的战略形式组成的战略“金字塔”的顶端,是由“国家政府(即最高政治权威)直接控制下”的“总体战略”,亦即国家战略;我国的钱学森先生也强调说过,国家战略乃是“整体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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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战略既然是战略进化发展、历史演变的最高阶段和最高结果,是战略的“最高范围”“整个战略的基础”“战略的最深处”“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总体战略”和“整体的战略”,那么,显然它也就是战略学学科群中的龙头、核心、本质和最重要的战略,理所当然地也就应该成为战略学研究工作中的重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实际情况是:不仅战争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作战战略”“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的、外交的、科技的、文化的、教育的战略等等,几乎所有一切战略毫无例外地都是“国家战略”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为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只有“政治”“治国之道”即国家战略,才能“集中和协调”一个国家的内部、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国家战略乃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和“集中表现”;国家战略不仅从“全局”上参与、制约、指导着战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变化,而且参与、制约、指导着几乎所有形式的战略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尽管其他一切比国家战略的层次低、范围小的战略都有自身独特的内容、本质、规律和社会功能或社会作用,在整个国家战略的系统中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对国家战略“全局”起到反作用,有时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能够对国家战略“全局”起到决定性的反作用,但它们在整体上或“全局”上,毕竟要受国家战略的制约和指导,受国家战略本质和规律的支配,而且最终为国家利益即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著名的战略学家,无论是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还是保罗·肯尼迪等人,全都一致认为:只有国家战略(他们都把它叫做“大战略”)谋划和实施得好,整个国家随同其他各个战略领域所处理的事情才可能办得好,才能兴旺发达;反之,国家战略一旦出现失误,整个国家随同其他一切战略领域所处理的事情肯定会出现一连串的失误和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因而由国家元首和最高领导集团所操持的国家战略指导工作,乃是一件最复杂也最困难的工作。

  由国家各级领导人掌握和操持的国家战略工作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就必须使国家战略的工作科学化,使这种工作接受科学的国家战略学理论的指导,所以,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战略学学科群中的各类战略工作经验,认真地分析研究各种战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建构起一个以国家战略为龙头、为核心、为重点的、比较系统而严密的而且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学知识理论体系,不能不说是我国当前战略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也已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而我们党和国家的总战略又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战略都不同,是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把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利益成果与全人类共享,共同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

  三、结论

  本文认为,战略学是一个以“带全局性的实践方法”为研究对象,分为“狭义战略学”和“广义战略学”两个不同层次、以国家战略学为重点的学科群。我国战略学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各个实践领域的战略工作经验,建构起一个以国家战略为龙头、为核心、为重点的,比较系统而严密的而且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学知识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战略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从而不但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同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之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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